1949年5月20日，西安城内硝烟尚未散尽，彭德怀、习仲勋等人便开始着手接管城市、恢复秩序。对他们来说，解放西安只是一个起点，真正棘手的任务，是把陕甘宁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广大地区逐步纳入统一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管理之中。
西安地处西北腹地，又是交通、金融和文化中心。谁来负责西北全局，不能只看一座城的得失，还要统筹剿匪、生产、民族事务、地方政权建设和部队整编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9年6月改组，彭德怀领衔的领导班子走上前台。
西北局不是普通地方党委，而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。它与东北局、华北局、华东局、中南局、西南局并列，承担着上传下达和区域统筹的重任。与此同时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在这一体系中发挥作用，党政军之间需要保持密切配合。
排在第一位的，是彭德怀。
1949年西安解放时，彭德怀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负责西北战场的军事行动。西安战事结束后，第一野战军还要继续向西推进，陕甘、宁夏、青海等地的解放与接管，都离不开他的统一部署。
彭德怀的特点很鲜明：军事上敢于承担责任，处理地方事务时又十分重视实际情况。西北局成立后，他担任第一书记，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，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核心负责人。
第二位是贺龙。
贺龙是湖南桑植人，长期担任晋绥军区主要领导职务。解放战争后期，晋绥与西北战场联系紧密，贺龙在陕北根据地和西北解放进程中有着重要影响。西北局改组时，他担任第二书记，位居彭德怀之后。
不过，贺龙在西北局实际工作的时间并不长。随着全国战局迅速发展，他很快转赴西南，参与解放和接管四川等地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列名西北局领导班子，却没有长期留在西安主持日常事务。
第三位是习仲勋。
习仲勋与彭德怀的合作，早在西北战场时期就已经形成。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，习仲勋则在政治工作、地方组织和群众动员方面发挥作用。两人的分工不同，但配合十分紧密。
西安解放后，习仲勋先任西北局第三书记。1950年彭德怀赴朝鲜，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习仲勋接任西北局第一书记，继续主持西北地区工作。那一年，习仲勋37岁，承担的却是一个地域极其辽阔、情况十分复杂的区域领导重任。
第四位是马明方。
马明方是陕西米脂人，属于陕北革命根据地较早成长起来的干部。西北局改组后，他担任副书记，同时负责陕西地方的重要工作。后来，他出任陕西省委书记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省党政建设的重要负责人。
陕西刚刚解放时，地方政权尚在建立，旧有经济秩序需要调整，基层干部也十分缺乏。马明方所面对的，并不是单纯的行政任命，而是从战争状态转入治理状态的一系列难题。
第五位是马文瑞。
马文瑞同样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干部。西北局改组后，他先负责组织工作，并兼任党校校长，后来担任西北局副书记。组织部门看似不直接指挥部队，却关系到干部任用、基层政权和党的工作能否真正落地。
当时西北各地情况差异很大，老区、新解放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工作方式不能简单照搬。马文瑞长期负责组织和干部工作，正是为了把中央要求转化为一套能够执行的地方制度。
第六位是张稼夫。
张稼夫是山西文水人，早年接受过农业和商业教育，后来从事教育、宣传与政治工作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辗转上海、武汉、西安等地开展工作，积累了较丰富的宣传和组织经验。
西安解放后，张稼夫出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，并进入领导班子。西北局面对的不只是军事胜利后的舆论问题，还包括政策解释、干部教育、社会动员和文化工作的重新安排。张稼夫在这些方面承担了重要责任。
第七位是贾拓夫。
贾拓夫有“陕北才子”之称，是西安解放后城市管理和经济恢复的重要负责人之一。他曾任西安市委书记、市长，主持财经贸易工作，后来又进入西北局领导层。
西安是一座大城市，接管之后，粮食供应、金融稳定、工商业复业和交通恢复都不能耽搁。贾拓夫处理的，往往是最具体、最琐碎，却又直接关系百姓生活的问题。后来，他还参与国家计划经济方面的工作，在新中国早期经济建设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记。
第八位是汪锋。
汪锋是陕甘宁边区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，长期负责统战和地方工作。他曾任陕西省统战部门负责人、陕西省委书记以及陕南地区的重要领导职务，对关中、陕南等地的解放和政权建设较为熟悉。
西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，地域差异明显，统战工作不能靠简单命令推动。汪锋的工作重点，往往是联系各方面力量，争取地方人士，处理民族与宗教事务。后来，他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处书记，在甘肃等地承担过重要任务。
第九位是赵伯平。
赵伯平是陕西蓝田人，1927年参加革命，曾任陕西特委、蓝田县委等方面的负责人。1933年，他被捕入狱，直到1936年才获释。出狱后，他仍回到革命队伍中工作，这段经历在当时并不寻常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赵伯平参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。西北局成立后，他先后负责陕西地方工作，担任陕西省工委书记、省长等职。土地改革、剿匪、财贸恢复和基层政权建设，都是他需要处理的事务。
这九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：彭德怀、贺龙来自人民军队的核心指挥系统，习仲勋、马明方、马文瑞等长期扎根西北，贾拓夫侧重城市与经济，张稼夫负责宣传，汪锋擅长统战，赵伯平熟悉地方政权。正因为分工互补，西北局才得以在战争结束后的复杂局面中迅速展开工作。
西安解放后的西北，并没有立刻进入平稳时期。军事接管、地方建政、经济恢复和民族地区工作相互交织，任何一项处理不当，都会影响全局。这个由九人组成的领导班子，承担的正是把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验，转化为新政权治理实践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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